殷闻礼心中虽然有许多疑『惑』，但殷清风不是他的血脉子孙，有些话是问不出口的。
他赞许了几句茶叶后，问道：“老夫听闻中山王在清风那里求学，不知清风现在治哪本书经？”
殷清风回道：“侄孙勉强熟读《论语》、《中庸》、《孟子》和《礼记》，其他经书尚未开始研习。”
殷闻礼暗自点头。殷清风能在这岁数已经熟读这四部典籍，治学的功底也算不错了，教导中山王启蒙足够了。
“那，可容老夫考校一番？”
自从穿越后，殷清风发现自己的记忆力相当好，可以达到传说中的过目不忘的境界了。但要他和别人一问一答的回答书本里的内容，他觉得有点傻。
“侄孙以为，一个人最怕是读死书和死读书。
读死书可以解释为：读书时不知道变通，认为书上怎么说就是什么。毕竟，有些书只是撰写者的一家之言，不能太过认真的；而死读书则是只知道读书，别的什么也不会。
学习和传授最好的结果，就是忘掉所学后剩下的内容。因为，那些曾经学过的知识已经融入到身心当中了。所以，如果叔祖若问起《述而第七》、《文王世子》等，侄孙恐怕难以一一作答。”
殷闻礼暗中发愣。殷清风这个说法虽不算闻所未闻，可这个道理不应该是他这个岁数能领悟的啊。他背后有名师？没听说长安周围有什么在野的名士啊。
“难道...这就是“上智不教而成”？”
他真的很想知道殷清风是怎么形成这个想法的，但因为顾虑什么，他换了一个话题问道：“清风能有这番见识也算不出。既然你这么说了，可否告诉老夫，通过研习《论语》清风得到了圣人的哪些教诲？”
殷清风回道：“侄孙以为，《论语》主要讲述六个内容。
一曰教学，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二曰德，如‘克己复礼为仁’三曰修身养『性』，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四曰礼乐，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五曰治国，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六曰品『性』，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如果再要细分，则《学而第一》主要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为政第二》主要讲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八佾第三》主要记录孔子谈论礼乐。
......
《子张第十九》主要记录孔子和弟子们探讨求学为道的言论，弟子们对于孔子的敬仰赞颂；《尧曰第二十》主要记录古代圣贤的言论和孔子对于为政的论述。”
殷闻礼越听心里越发痒，他很想问问殷清风对于每句话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论语》在唐之前有三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
《鲁论语》有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
《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论语》的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
《论语》中的“子”，是指老师的意思。像颜回，他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所以不能称为“颜子”。
在读到《论语》时，看到“子曰”的字样时，千万别以为这个“子”是特指孔子，像有若、曾参、冉求、闵损亦称有子，曾子，冉子和闵子。
所以，后人怀疑前十篇是有子和曾子等门人所记孔子的言行，而后十篇则是后人所续记。
正是这个原因，殷清风刚才说“《论语》主要讲述六个内容”，而不是“孔子讲述了六个内容。”
因为各家藏书不同，像《论语》这样的儒家典籍，也不是每家都一样。但殷闻礼更多的是关注殷清风对《论语》掌握的程度。
现在殷清风给了他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
“你再讲述一下读《孟子》之所得。”
《孟子》是战国中期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编着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于孔丘之孙子思的门人。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所以，‘五德始终说’之先河始于思孟学派开。
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丘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世人说朱程理学害人，同时把责任推到孔丘的身上。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的话，源头也在子思的身上而不在其祖父孔丘身上。
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子张是孔子门下最着名学生之一。由他而演化出来的儒学思想被认定为八儒学派之首。墨家思想直接传承于其派别的主张。
子思之儒重五行思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
颜氏之儒：这一学派未有典籍传世，主要被其后人掌握。所以，颜氏之儒只有名而无实际影响。或许，正是他的学术思想只被他的后人掌握，家族传承才未断绝。
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后人认为，漆雕氏之儒的创始人是漆雕开。其学派主张是：人『性』既非本善也非本恶，而是有善有恶。
人们对仲良究竟是谁一直没有结论，但仲良氏之儒从人和人『性』的角度解释礼、认为礼的背后站立的一定是人『性』的精神，这个主张却是被传承了下来。
孙氏之儒既荀子之儒。
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提出了孟子的『性』善、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
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乐正氏有可能是与孟子同时的乐正克，也可能是指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
乐正氏之儒的思想以孝为主，并且把孝道落实到日常中的一言一行，把孝具体化以后能通时常的行为相结合，使从学者有所信仰，从而达到行为和精神上双重的良善。
细读这些学派的思想主张，要是单纯的去说儒学害人，只能说这个人的想法太浅薄了。
殷清风“来”唐之前，没有家学渊源，也对这些典籍不感兴趣，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误解了儒学。
如果非要说儒学有错，也是儒学的继承人犯了错。他们不应该只把儒学当做唯一，也没有意识到理论只是理论，在真正的治理国家时还要与时代相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文化总源头，也是儒学的根源---易经里提到“损卦有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益卦有云：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
与时俱进才是治国之道治学之道。
孟氏之儒在“八儒”里排第四。殷清风不知道这个排名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殷闻礼想知道他对《孟子》的理解，他就必须要拿出让他信服的结论来。
“孟儒是孔儒的延续和发展。与《论语》相比，《孟子》更完整地阐述了儒家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治国以及人们的处身立世，都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侄孙以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殷闻礼皱了皱眉头。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他的不以为然也是有根由的。
《汉书·艺文志》着录《孟子》有十一篇，东汉末年的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的前七篇为真，后四篇为伪篇。或许是这个原因，东汉以后，这四篇便相继失佚了。
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经书是指儒经，即儒家经典着作。
子书是指诸子所撰写之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诸子计有一百八十九家，除去汉代的四十九家外，先秦诸子还有一百四十家之多，各家“以成其言”。
传书，是记载历史传记的书籍。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
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现在还是唐初，《孟子》的地位并不高，要不是殷清风说他读过《孟子》，他或许都不会提到这本书。
“阅读《孟子》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时间顺序，一个是思想主张。
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时是齐威王执政、到宋国是宋偃王、在滕国是滕文公、到魏国是梁惠王、第二次到齐国是齐宣王、离开齐国后告老还家，着《孟子》。
《孟子》体现了孟子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是在书房内沉思和玄想而得，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扬和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回应。
想要读懂《孟子》，要结合他所在的时代，这样才能“知人论世”。”
殷闻礼又暗许的点头。这样才是治学的思路。就像殷清风说的那样，不能读死书。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辨、王霸之辩和义利之辨。
人禽之辨：如《孟子.滕文公上》中“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王霸之辩：王指三代圣王之王道，霸指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
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
所以，他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如：邹与鲁閧：邹国与鲁国争斗，邹国有三十多“有司”被打死，而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所以，穆公向孟子请教其中的原因。
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和官吏。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
解决民众“爱国”的问题，要依靠“行仁政”。只有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除了立人之本在教育的人禽之辨和民本和仁政的王霸之辩外，义利之辨才是立国立心之根本。
义原指人义、情义。儒学的“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诸子各家对义利问题均有不同的诠释，而儒家对其尤为看重。
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孔子强调：“不义而且富贵，于我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以为：“荣辱之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由此可以见得，人的义和利虽是密不可分的，但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辅之分。
有人认为“舍义取利”造成很多人谈“利”『色』变，以为“利”就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以至于以“义”为荣，以“利”为耻。这实际上是对“舍利取义”主张的片面理解。
事实上，儒家所言“轻利”，并非不重视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因利害义”、“保利弃义”。
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在《论语·述而》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实质上是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肯定。
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孟子的观点也是符合人『性』的。
梁惠王同孟子见面时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说的“何必曰利”并非说“利”不重要，他强调的是“仁义”更重要，仁义是利益的前提。
因此，儒家的重义轻利，其主旨绝非轻利，更不是反对利，而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大的、长远的利益。
义与利，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
包括所有人都在沉思殷清风对利义之辩的解读，这时，殷清风接着说道：“对于初学者，直接对他们将这三辩或许他们难以理解，作为传授者可以将《孟子》细化为七点主张。
一、重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二、德治：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三、仁政：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四、道义：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五、任贤：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六、修德：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七、笃行：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许久许久，殷闻礼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何人传授与你？”
殷清风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