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老君待张三丰回过神来，便笑问道：“三丰，你可有所悟得？可否说来让我一道参详？”
张三丰向太上老君深深一礼后说道：“多谢老君点拔！使得学生一下子想通了许多东西呢！”
然后，张三丰整理了下思绪继续说道：“民生自然，确是如此！老百姓总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自食其力的。虽然人皆有想把日子过得好些的愿望，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脚踏实地地过好日子的。所以，民虽逐利，但并不见得贪。民众之间，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共识，承认一些利益的交换。比如，有事请人帮忙，除了有互换劳作的潜在规则外，还需管好伙食之类的附带利益。交换着干活，还要尽力，不能偷懒，这便是义。守其公义，社会生活才能正常进行。物品交换上，也有个公认的价值对等范围。超出了价值对等范围，则会被视为不义。由此而规范出百业之间的价值利益交换。这些交换中自然也有一些出入，就形成了利润。当然，也就有了专门追逐这些利润的行业，也就是商业。而围绕着商业来进行的生产，就是商品生产。老百姓除了解决自己吃饱肚子之外，要想生活得更好些，都必须进行一定的商品生产。也就是说，即使是种地，地里所产出除了供自己吃饱肚子之外，也要拿出部分去作为商品交换，以换取自己其它方面所需的东西。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要看商品生产是否发达、商业是否繁荣。反过来说，一个商业繁荣的社会，老百姓的生活从普遍上来说，应该是不错的。民众逐利，不过是为了把生活过得更好而已！故而，窃以为，并非不可使民见利！反而是民众见利，趋利而为，实是自然反应。”
太上老君听了张三丰这番话，也是惊?地“哦”了一声，表示自己倒真没想到如此。然后他又微笑着示意张三丰继续说。
张三丰接着说道：“然而，天下最大的利，不过于占有社会资源收取利税！此乃强者所为！天下强者，莫过于王，故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说。王作为统治者，实则是统治阶层的代表而已。整个统治阶层，皆赖此道而生！老君所言“不可见利于民”，不知是否指统治者不可随意扩充队伍，使民热衷于做官这回事啊？”
他这一问，倒把太上老君给问住了！太上老君本意不过是按“不尚贤，不贵难得之物”那般理解而已，张三丰这一问倒把他的意思给坐实了！他倒是不会愠怒于张三丰有些“曲解”的，所以他并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微笑着示意张三丰继续。
于是，张三丰继续说道：“其实，统治者也肩负着管理社会、协调社会甚至于组织好社会生产的重任。他们收取一定的税收，也是合情合理的。故而，做得好的统治者，民众是拥戴的。比如老君所言的那些圣人们！但若税收过多，而不顾及于民，则为祸害。骄奢淫逸，民众就会看不惯他们，进而会反抗他们。这也正是老君您在《道德经》里一再敲打那些统治者的地方吧！“不尚贤”不予贤人们过高的社会地位，防的就是这些人利用其过高的社会地位去谋取私利吧？如果能杜绝贤者利用其社会地位去谋私利，尚贤也是不错的呀！毕竟贤者有能、贤者有品嘛！能促进社会正向发展的。所以，关键在于规范管理上！至于“不贵难得之物”，讲究个物尽其用而不奢糜当然没错，但交换的对等性决定了难得之物自然会贵些。况乎难得之物自然非大众普遍使用之物，它们其实于民众的生活影响不大。唯有权势阶层以此彰显自己，有违平等理念，故当适当限制。”
太上老君听到此，向张三丰拱了拱手道：“你如此一说，我倒受教了！”
张三丰连忙还礼说道：“不敢！不敢！老君所言是指先圣人所处之原始社会的情况。而我所言乃后世状况，故不可同日而语！”
这话把太上老君也说得感叹起来：“是啊，虽然人心不古，但大道却也正该如你所说的那样！”接着向张三丰问道：“那又该如何使民不争呢？”
张三丰接着说道：“民既见利必趋之，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正常情况下可以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因之、由之再整齐之。也就是对于急需发展的产业，还需要适当的利诱老百姓去参与，再任由他们去做。到一定程度上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则要加强管理，使之良性发展。当然，也需要把控好度，以免各方面产业发展失衡，那就需要做好调控。要充分体现出社会的需要就是利益所在这一原理！比如您升仙后，齐国与鲁国之间出过这么回事：齐国为了搞垮鲁国，故意大量购买鲁缟。鲁缟就贵了起来，发展过度了。鲁国民不耕作，粮食就为贵了。若鲁国能一直靠出售鲁缟来换取粮食，倒也没啥。但这时齐国突然不买鲁缟了，还大量贱价抛售，并抬高粮价，鲁国经济一下子就被整垮了。鲁国虽仅一小国而已，若以天下而论，产业发展失衡，那祸患就大了。故而，必须兼顾到产业协调发展。对于利润微薄甚至无利润而社会必须的产业，除了加大利诱使民从业外，还应该以补贴乃至于国家介入的方式来使之跟得上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也是国家政权必须尽到的职责和功能！当然，前提就正如您所说的那样，统治者必须持圣人之心，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太上老君听到此，不禁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啊！怪说不得我也总觉得我总结那圣人之道有些缺陷呢！受教了！受教了！”
张三丰连忙说道：“不敢！不敢！这也是我想当然的而已！”
太上老君又微笑着意犹未尽地问道：“那后来呢？”
张三丰知其意，答道：“人勤地不懒！各方面畅通，百业兴旺，自然民之所创富饶。民富而国强！况且，民之所愿，太平盛世，自食其力而足矣！纵有小不平，也自安之！何言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焉？天下无物，均之皆无物，众皆不得生也。天下富饶，谁不愿安享之？此亦老君《道德经》之要旨：民生为大也！生财有道，民既富足而安稳，仅存有序之竞争而已，不会无良地争夺利益！况乎民众实不贪婪，多数之人皆会安享富足生活。生财无道，欲贪多也不得，徒留贪心取笑于人乎？”
太上老君则问道：“人有贤愚，各自所出或相去甚远。如你所言，不正应了终落个贫富悬疏之状貌乎？”
张三丰又忙答道：“天下富饶，纵愚惰者亦可活！虽有如老君此虑，然总比多数人辛苦劳累而不可得活好！况且执政者当忌天下民众贫富悬疏，自应设法调度平衡。首要之道，合理配给社会资源，此诚大事。能聚巨财者，皆为资源大量占有者。一般民众，不可能占有大量社会资源，故不可能暴富。按理说，天下资源，乃天下人所共有！所以，社会资源，可用而不可占！用则可调度，占则不可调度也！纵执权者也不可占！犯天下之大忌者，广占资源耳！西汉未王莽，即以帝王之命占天下田产，又以重赋税加之于民。民不堪种其地，啸聚山林，故出绿林赤眉之祸，终身死而道消！此可谓天下大贼也！故合理调配资源之使用，亦是执政者必须习练之功课。调配之道，以利民为准。过度使用资源者，或可以增税之类手段抑之。最忌之处，便是执政者不可怀窃取民财、与民争利之心！此理老君《道德经》中已明确提出过，不消赘言！其次，则需跟进社会保障之机能，使民无忧。再次，国家富足，则可增加社会福利，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抚，民皆幸福美满矣！”
太上老君听完，沉思一阵后叹道：“依你所言，我之以道治国，尚差之甚远矣！我那仅仅一个大原则，以民为重，以发展民生为要而已！具体做法，还当如你所言！况乎好些理念，似相冲突，然又相通！只是不知我所提之道，后世可有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