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完故宫，散心完毕。
晚上，我开始跟着陈教授学到的知识，写今天的笔记以及做今后的计划：
我知道，今后，我的开始更加积极地关注股市的动态和各种经济数据的变化。我计划每天都会花一些时间阅读财经新闻和研究报告，了解市场的最新情况。要参加了一些投资讲座和研讨会，与其他投资者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学习。
在实际的投资操作中，我计划尝试运用空头思维来指导自己的决策。
比如当我看到某只股票的价格连续上涨，市场情绪过于乐观的时候，我应该冷静地分析它的基本面和估值情况，判断它是否已经被高估。如果我认为它存在较大的下跌风险，我应该果断地卖出一部分股票，降低自己的仓位。
同时，我计划要开始关注一些空头工具，比如股指期货和融券业务。
虽然这些工具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们可以有效地对冲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我计划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法规，了解了这些工具的操作方法和风险控制要点。
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的判断会出现错误，导致我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是，我并没有气馁，而是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学习的机会。我会认真地分析自己的错误，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加以改进。
我计划开始学习更加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走势和股票的价值，也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市场的波动。我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陈教授对我关于空头思维的灌输。
第二天，课堂上，陈伶教授继续讲解道：
“1974 年，西方经济从石油危机中全面复苏，香港经济和房地产也随之重新踏上了快车道。之后，香港又从内地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推动力。从 1970 年到 1990 年代，香港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发展状态，银行存款在这 20 年间竟然增加了 81 倍。如此巨大的财富增长，使得居民财富开始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我一边认真地听着教授的讲解，一边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信息，心中暗自感叹香港经济曾经的辉煌发展历程。
教授一边在黑板上简单地画着时间轴和数据趋势图，一边继续说道：“居民财富与国际游资的疯狂炒作，让香港房价从 1991 年到 1997 年泡沫爆破前夕整整上升了 4 倍。而且由于大家都看好 1997 年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所以在 1997 年 8 月 7 日，恒生指数涨到了
点的历史最高位。而这个时候，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其实早已参与其中，并且已经做好了狙击泡沫的准备。”
我忍不住举起手来，问道：“教授，那索罗斯他们是怎么能够如此精准地找到这个时机来进行做空操作的呢？”
教授微笑着回答道：“这就涉及到他们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和精心策划了。他们一直在观察市场的各种迹象，包括经济数据、市场情绪等等。当市场出现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漏洞或者机会时，他们就会果断出手。”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续聆听教授的讲解。
“1997 年，索罗斯攻击香港采用的办法是在纽约外汇市场卖空港币和股指期货。从 1997 年 5 月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炒家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连环计。”
教授详细地阐述道，“这正是香港金融界人士所担心的，他们通过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互动作用，利用现货和期货两种工具，多方设下陷阱。索罗斯做空港股主要分为三部曲。
第一是预备期，炒家们低息借入港币作为弹药，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港币，同时沽空期指；
第二是造市期，一旦外围市场出现有利于炒家的机会，便大肆散布谣言，抛售港元，迫使港府‘挟息’，也就是推高利率，造成恒生指数暴跌，然后借货抛空股票；
第三是收获期，当恒生指数暴跌时，淡仓合约平仓，炒家们就带着钱离去。”
我在心中暗暗惊叹索罗斯他们的手段之狡猾，同时也在思考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当时索罗斯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秘密地开始买入香港股票。要知道，港股是可以通过券商从世界各地购买的哦。
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使得港股从 1996 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引发港人疯狂地追随，造成恒生指数不断地突破新高。”
教授顿了顿，继续说道，“索罗斯在 1997 年上半年不断推升股市，接近最高点时，他分散隐蔽，但不断地开了大批六月底交割的股指期货的空单。
港府一直紧密地监视着这股神秘的力量，越临近 7 月 1 日，港府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操作策略越是了如指掌。
但问题是，港府的外汇储备尚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一场金融大决战就此拉开帷幕。”
“中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从多方面给予香港全力支持。首先，在外汇市场上，中国政府通过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紧密合作，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来稳定港币汇率。
不断地在市场上买入港币，增加港币的需求，以对抗索罗斯等炒家的抛售压力。
同时，向市场传递出坚定的信心，让投资者相信港币不会轻易被击垮。” 教授详细地讲述着政府的应对举措。
我再次举手提问：“教授，那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吧？他们是如何协调各方面的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的呢？”
教授赞赏地看了我一眼，回答道：“政府面临的压力确实巨大，但是他们有着强大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
他们组织了专业的团队，包括金融专家、监管人员等，共同商讨应对策略。并且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和协调，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合作。同时，政府还积极引导舆论，稳定市场情绪，让投资者保持信心。”
“在股市方面，组织内地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团队，与香港本地的金融力量协同作战。一方面，持续地买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蓝筹股，稳定股市的核心板块。
比如对一些大型银行股、能源股等关键股票进行大规模的增持，防止股价被恶意打压。另一方面，加强对市场交易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操纵市场的行为和恶意做空的手段。建立起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异常交易迹象，立即进行调查和处理，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我在脑海中想象着当时激烈的股市战斗场景，心中对政府的果断行动充满了敬佩。
“在舆论引导上，政府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稳定投资者的情绪。组织专业的金融分析师和专家在媒体上进行解读和分析，让投资者了解香港经济的基本面依然良好，股市的下跌只是暂时的受到外部恶意攻击的影响，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且及时澄清各种市场谣言，避免恐慌情绪的进一步蔓延。”
“到了 1997 年的上半年最高点，恒生指数达到了
点之上的历史新高。而随着回归日的临近，索罗斯指挥着他的联合军团，开始有步骤地在股票高位出货。
他的股票出货可不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哦，他的策略是以股指期货的空单收益来赢利的，这是一种对冲的手法。”
教授解释道，“他用一部分资金持续性买入股票，尤其是指数股，不计较成本。而在股指到达高位时，再开大量股指期货的空单。接着，从高位开始，坚决地把股指打低，抛出的股票当然也会赢利，但这不是主要利润来源。真正的盈利重头在于股指期货的空单。当然，这种操作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场跟风力量，全体市场参与者都会成为推动力，涨时助涨，跌时助跌。”
“决战的日子是 6 月 28 日，在此之前，恒指已经被压到了大约在万点之下。而此时的散民们已是哀鸿遍野。
港府的高明之处在于不露声色，不托盘，任由索罗斯打压并主宰市场，以此来麻痹对手。”
教授的声音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那场激烈的金融战役中。
“28 日一早，索罗斯的股票抛货就开始不断地稳步释出，压迫恒指持续加速下跌，引发崩盘的恐慌心理，加入逃命的散民数不胜数，帮助他压跌指数。
而当跌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 4000 多点时，散民们已经是欲哭无泪了。索罗斯眼看胜利在望，却发觉开始有一股神秘的资金，不声不响地把无数的抛盘照单全收了。
他开始紧张起来，发动了盟友们的全部股票存货狂砸，不记成本地抛，绝对是赔本在卖出，可是神秘资金还是不动声色地收下，却绝不拉高。
还不到收市，港股成交就已经创了历史天量。当他的存货几乎抛光后，恒指却在 4000 点之上死活不退。而当他向交易所借股票意欲再继续抛空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借。”
我紧张地听着教授的讲述，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我心想，这就是金融市场的残酷和激烈，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无数人的财富和命运。
“到了下午，大盘开始反攻，神秘资金将股指持续推高，而索罗斯的联合军团内部开始出现反水的，背着他加入了多方，买回股票并 cover 自己的期指空单，也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
到收市时，港股几乎全部收复了当天上午的失地，大约是收在 8000 多点。索罗斯没想到港府会出手，大意失荆州，损失惨重，包括股票损失加上股指期货损失。”
教授感慨地说道：“但是，1997 年之后，恒生指数从约
点下跌到 6500 点，跌去了约 60%。
香港的楼价从 1997 年的最高峰开始持续下跌，到了 2003 年差不多跌去了 65%。港人财富蒸发了 2.2 万亿港元，平均每一个业主损失 267 万港元，负资产人数高达 17 万，一直到了 2009 年才恢复到了 1994 年的水平。
1997 年 - 1998 年整个香港被洗劫了一把，从这个时候开始香港老百姓产生了索罗斯恐惧症，每次港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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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时候就开始大幅震荡，被称为索罗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