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番休整后，苏轼兄弟开始为开封府解试作准备。北宋科举考试共分三级：发解试、省试和殿试。苏轼本应在本籍眉州参加初试，初试合格，则由州府发文送其入京，参加省试和殿试，名曰“发解”，故初考也称“发解试”。景德二年（1005）七月丙子，诏应龙图阁待士戚纶奏请，“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者，许以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外地举人可附学发解。同时为防止舞弊，维护正常的考试秩序，对应举士人的条件也相应作出规定，七种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一、籍非本土，假名冒户；二、隐忧匿服；三、身是工商杂类，曾是僧道者；四、曾犯刑罚；五、不肖不悌，迹状昭明；六、故犯条宪，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七、祖父犯下十恶四等以上罪。”
因开封府为都城所在，除国子监和各州府发解试外，尚有开封府发解试。苏洵对初次参加科考的苏轼兄弟信心不足，“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故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上张侍郎第一书》）因开封府分配到的解额较多，发解的机会较大，老泉才拜访益州牧张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简夫，取得他们的保名，苏家父子才得以寄应发解的方式，不远千里远赴开封府参加解试。
发解试一般举办在秋天，“……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故发解试亦称“秋闺“、”秋赋“、“秋贡”。此一年的秋天，苏轼兄弟在景德寺参加了解试，均合格而被发解，进入下一轮的省试。
在当时的东京，寺庙除了是僧侣静修之所，更兼具多种功能。如举行皇家仪式、群臣置办宴席、接待外国使节、举子考试、提供住宿服务等等……。景德寺位于丽景门外以东，上清宫之北，内有定光释迦舍利砖塔。（高雅《帝都拼贴》）
嘉佑二年（1507）正月六日，进士科礼部试开始。有关考试内容，《宋史·选举一》中这样记载：“初，礼部贡举，…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虽经庆历四年（1044年），改为进士考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庆历新政失败后，嘉佑二年的省试，改回旧制，即仍当考试诗、赋、策、论、帖经、墨义诸内容。
考试该如何设考，《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有记：宝元年间，宋仁宗曾向龙图阁学士李淑“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李淑建议：“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于是，仁宗“诏有司议，稍施行焉”。即：先考策论，后考诗赋、次帖经、墨义，四场并试，最终本四场考试成绩整体考量。
黎明要来，举子们低下头，试图写下重新解读的新生。苏轼的命运之舟，开始于从这场省试，有关他的表现，后世编织了一些独立于真实以外的故事。岁月显然没有冻结证言，虽然给郁闷以最初的修饰。1101年，苏轼去世。子由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嘉佑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苏轼试论《论刑赏》第二，世人多引子由语录，以文忠公欲以其第一，虑其为弟子曾巩所为，乃置公第二。幸好有叶梦得在《石林燕语》载，后世得以推断其详：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