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七年（1062）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舟中的相送挥别，恍若昨日。
据苏辙《伯父墓表》所记：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1023），参加乡试，次年中举后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
当时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常常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过他，又给朝中当权者致简，力荐苏公。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因为害怕苏公，就借口有病，过了一百来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当朝律令，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律令拒不接受诏命。
谁知，又有一个宦官前来传诏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难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吗？你为何不以县衙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惊，随即派内侍查彻查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此事甚至惊动到了“包青天”！
“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坚守刚正不阿的底线，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强多少倍啊！”
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为利州路提点刑狱，这便是苏涣在其后辈眼中的光辉形象。
重阳节那天，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前往普门寺僧阁闲逛。苏轼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除了本名苏轼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俗话说，“诗言志”，苏贤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苏贤良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又阴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内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竟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早已是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在这里却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初冬时节，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曲折地貌。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韦姓诸族聚居而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当今的韦曲镇成了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时，气候干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其实并无记载，但这场病的发生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应对到各地漂泊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之事，从八品。
但又得知，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暂不赴任，被朝廷批准。
本来苏辙早就被拟任为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该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直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
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苏轼自己的仕途亦不顺。
于是，病中的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要给苏轼的仕途来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在这时给苏轼寄来了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过私下往来。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绝对堪比雪中送炭。
展读之时，在苏轼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词。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颠只要装风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赵郎中见戏二首》）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个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泛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与凤翔当地略有出入，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陈粮年深日久霉变损失；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交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想让蔡襄大人释放他们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跟班，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官职高过苏轼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说，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以至于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出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于苏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