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之事稍事平息后，朝廷里传来消息：
司马光老先生自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转而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
走之前，老先生出于自谦，同时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谦”，他临走给朝廷里投了一枚烟幕弹。使得在京师任上正过着惴惴不安、苟且偷生的苏轼，——突然间打了个激灵！
原来，司马光上书神宗皇帝说：
我这个老朽啊，算是个庸才！其才能远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平正直不如人家范纯仁、程颢，料事谋断又不如范镇！
这还不算啥，下面的话才是最炸裂的：
老夫我惭愧啊！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躲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从司马光的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得出司马老先生对于苏轼的偏爱之情。
不过，在王介甫当政狂推变法之时，反对新法的苏轼，自然是被排挤在权力圈之外的。所以这次司马光老先生的夸赞，虽然是老先生真心地抬举苏轼，却使得苏轼像被暴露在聚光灯下一样，如芒在背的感觉实在是始料未及。
其实，孤独愁闷的苏轼，在等待外任的日子里，作为回报，他也在做着一件与司马光家族有关的善举——说媒。
事情是这样的：
司马光膝下本来没有儿子，后来从他亲哥哥那里过继来一个侄子，作为后嗣，取名司马康（字公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司马康的老婆却早早地病逝了。
巧的是，苏轼的堂哥们下辈有几位侄女，皆待字闺中。
于是，苏轼给堂哥（具体哪一位堂哥，没有确切的证据，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可能还是苏不疑）去了一封信，想让堂哥物色一位年龄相当的侄女给司马康做继室。
但是，司马光是朝中重臣，想联姻的官府之家自然不少，听说有潞公文彦博（历仕四朝，出将入相）、邵亢（字兴宗，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等富贵人家已抢先向司马光老先生求过亲。
因此，苏轼想让堂哥赶紧把条件符合的侄女的年龄信息，最重要的是生辰八字写信说一下。
苏轼在信中说，还不知道人家老司马家同不同意，不过等到我若是近期被外任回蜀经过长安时，我会抓紧时间与司马光老先生当面提一下。
紧接着，苏轼又二堂哥苏不疑去了第二封信说，我刚写完上一封信，就听说司马光被一位姓苏的青苗使弹劾了。我们只能等他老人家官场之事稍微料理妥当，再去给他去信吧，我们要沉住气。
过了些时，苏轼托范镇（字景仁）上门去问一下司马光老先生的意见，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只是如今还未有回音。
苏轼给堂哥又去了第三封信，在信上安慰堂哥说，等司马老先生那里一有确切的消息，就会立刻往家里捎信。
又说，现在的自己很想念故乡，亲友们也想让他回去一趟。但是，自己乞求外任的奏章里，肯定是不敢指明要求去哪个地方，最终的定夺只能是听任天子的安排。
好在前段时间朝廷的批示下来了，是外派往杭州任通判，杭州的通判也是知州的级别。苏轼还说，上头的这样安排，主要是中书省不想让我作地方上的一把手，怕我不好好奉行新法。我知道，这次要不是天子的特别开恩，自己早就粉身碎骨了！
他还说，地方上通判的工作量是大了些，但杭州的风景却是天下第一！呵呵（这是苏轼常用的口头禅）！
四月二十六，韩亿之子、韩绛、韩维之弟韩缜（从名字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出）被罢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的知州资格。
关于韩缜这个人，就是后来苏辙、王觌以谏官身份，上书朝廷说韩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时，曾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已经怨之切骨，不可使此人居相位。
据传，韩缜在秦州知州任上时，法制严酷而极少行德政，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只讲法律的约束，不讲道德感化的力量”，最终因滥杀无辜被朝廷罢了官。
罢官之后，在秦人中流传这样的说法：宁逢乳虎，莫逢韩玉汝。
玉汝，是韩缜的字。其中有个叫孙临的人，很善于对对子，就有人以“莫逢韩玉汝”向孙临求下联。孙临想都没想，就对出了下联：可怕李金吾。
一时间，使得韩缜的暴政成了天下人的话柄。
李金吾，本名为李集，“金吾”是其官职（爵位）称号，全称为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
李金吾乃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的后代，荫袭金吾之爵，较为勇猛。曾作为援军主帅援助过辽国上将贺统军，无功而返。后来纠集兀颜延寿、太真驸马与宋江对阵，并与名扬四海的梁山五虎将之三“霹雳火”秦明大战。
但李金吾确实技不如人，被秦明一狼牙棒打下马来，死于非命。李金吾只战过一场，倒霉的是恰巧碰上了梁山的精锐“霹雳火”秦明，初战告败，并被秦明杀死。
孙临对子中表达出了的意思是，宁肯遇到敌人，都比遇到韩玉汝（韩缜）要强！
上文我们提到过，文同赴江陵任前，苏轼与文同一起去拜访了净因院的道臻长老。
文同应道臻长老之请，为净因院画过竹子两杆与一株枯木，后来苏轼还应邀为道臻长老做了一篇真赞（对人物画像的赞语）。
“赞”这种文体里面，除了吹捧之词，也没有什么值得玩赏的干货。
但是，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字里行间有一处有趣的地方，那就是，里面有一句“是故东坡，即此为实”。
其大意是：因此上，我东坡居士，就把你（道臻）看成了真实。依据目前苏轼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们推断，苏轼写这篇赞的时候，就是在文同赴陵州任后不久的熙宁年间。
我们注意到，苏轼在这里就开始自称“东坡”，而我们此前的常识是：
苏轼从元丰五年（1082）才开始自号“东坡居士”的?。
当时，他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开垦种植，这片坡地后来被称为“东坡”。
他在黄州期间，不仅在文学和书法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创作了着名的《东坡八首》组诗，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苏轼的“东坡居士”称号不仅源于他开垦的这片坡地，更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世事的感悟。他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卜算子》、《定风波》、《临江仙》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世人所称颂。?
此外，他在黄州还创作了着名的“赤壁三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此，“东坡居士”的由来，与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的贬谪经历密切相关。
这次贬谪是作为犯官被流放，他生活困顿，没有官舍可住，最初在城南的定慧院安身，后在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关照之下，住进了临皋亭。
临皋亭临水而建，是一个废弃的驿站，条件极其简陋。
由于经济困难，苏轼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向黄州府申请了一块荒芜的军营地，这块地就在黄州城东，他在此开荒种植，以为生计，并自称为“东坡”。
同时，苏轼在黄州期间热衷佛学，但又不愿真正出家当和尚，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在家修行的折中的主意。
于是，他取“东坡”为号，再加上“居士”二字，以示与真正出家人的区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东坡”寓意他辛劳躬耕于黄州城东的山坡荒地，并将此视为安放心灵的栖息地，同时也有仿效白居易谪守忠州时在“东坡”上种花植树之嫌；“居士”则代表他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身份。这一名号不仅反映了苏轼在贬谪期间的生活现实，也体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后来，苏轼还在这片荒地上建造了五间房子，因房子建成之时正值大雪纷飞，他便将这所房子取名为“东坡雪堂”，并在墙壁上画满雪景。
可以说，“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苏轼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与坚持操守的一种象征，也是他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里程碑。
而当今大多数的“苏学”爱好者原本以为，“东坡居士” 这一称号是在苏轼到黄州以后才有的。 苏轼的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里出现的“东坡”字样，是否可以理解为苏轼在当时就有自号“东坡”的念头呢？
因此，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现！
过了些时，参知政事（副宰相）冯京举荐苏轼掌外制、直舍人院，为皇帝起草诏令。
这位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氏，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京同志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举行的乡试、会试、殿试中，他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名气较大。
时任朝廷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此人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屡次上疏万言，论其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欲予罢黜，但神宗认为冯京可用，反而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可见，此人在官场上还是有点根基的。
举荐苏轼，也许是出于为朝廷选取良才，亦或许是与苏轼惺惺相惜。遗憾的是，神宗皇帝并没有批准。
六月十一，六十五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观文殿学士，官居正三品，平时掌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太子少师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简称“三少”，原是天子或太子左右最亲近的人。“师”是传授其知识的，“傅”是监督其行动的，“保”是照管其身体的，即分别是负责君主智育、德育、体育的人。
宋代“三师”是宰相、亲王的加官官衔。“三师”是正一品，“三少”是从一品。
可以说，欧阳修老先生是以副国级的身份退的休。对于这件事，苏轼自然上了贺启。
在贺启中，苏轼由衷地说到，欧阳公啊，本人受到您的知遇之恩最深，领受您的教益最重。您的事业最为辉煌，已成了三朝的人望，文章的灿烂堪称百世的师表。
又说，虽然我知道天下人都会为你的离去感到可惜，但我小苏却明白您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智慧。
恩师离开了朝廷，苏轼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毕竟，此时的朝廷还是王安石的天下。
三伏暑热之时，苏轼又开始向朝廷乞求外任。
出乎预料的是，这次上头正式地批准了，职务是出任杭州的通判。
通判是一种官名，原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发明，是皇上亲自任命到各州，辅佐知州一起治理各州的京官。
不过，通判可直接向皇上禀报各州的事情，如果有政令需要颁布，需要同时有两人的署名才能生效。在官职上，通判在知州下一级，但是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皇上报告，通判放在现在，相当于中央特派员。
宋朝时，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为了防止出现唐末时藩镇武将专权、皇权旁落的局面，就加强集中中央权力，于是新设了一个官职通判。
通判的作用一个是用来监督各知州，另一个作用是，通判可以用来制约知州，两人一起治理，又因为官职权力的相互缠绕，知州一般会防范着通判，害怕通判抓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把柄报告给皇上，所以两人不会太过亲近。
宋代的通判除了兵马，赈灾的钱财粮食，处决重大犯人的案件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够参与并发表意见，并且拥有一票否决权。
同时，通判也肩负着监察的职能，一旦知州等有不良行为，通判就会向皇上汇报。但是知州在官职上是高于通判的，就这样，通判和知州形成了制约，可以避免知州坐大地方权力。
遗憾的是，通判一职却不易做出政绩，所以很难被升职，这也就导致地方的通判们在后期变了味道，有人为了升官加爵，就与地方官官官相护，成为朝廷一大毒瘤。——赵匡胤原意是要相互制约的，没想到最后却给朝廷留下了另一大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