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满怀壮志的谋略家，在明末风云变幻之际，以“攘外必先安内”之策，试图力挽狂澜，稳定大明动荡的局势。他也是一位果敢坚毅的实干家，制定“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战略，调兵遣将，意图一举剿灭农民起义，重振王朝威严。他勇于担当，面对财政困境，积极筹措增兵增饷，哪怕背负骂名，也一心为朝廷解困。他命运悲剧，虽竭尽全力，却仍难敌局势崩坏，襄阳、洛阳的失守，成为他心头无法承受之重，最终在忧惧交加中，抱憾离世，空留一声叹息。
他就是毁誉参半、忠奸难辨的大明最后一位战略家——杨嗣昌。
杨嗣昌，字子微，一字文弱，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诗人、谋略家、军事家。
公元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杨嗣昌出生于湖广武陵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杨时芳虽热衷科举，却一生未中，只获得过副榜的成绩。不过，他饱读诗书，对孙儿杨嗣昌的教育十分重视，亲自教导他读书识字。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杨鹤为官清廉，正直敢言，在当地颇有名望。在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杨嗣昌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
公元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年仅十九岁的杨嗣昌考中了举人，这让杨嗣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四年后，杨嗣昌在殿试中以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获赐同进士出身，开启了从政生涯。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公元1620年，明泰昌元年。杨嗣昌被擢升为户部郎中，不久，迁任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此时，大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明史· 杨嗣昌传》记载：“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
几年后，杨嗣昌的父亲杨鹤也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即位后，迅速行动，一举铲除了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扳倒魏忠贤后，杨鹤、杨嗣昌父子先后被起用。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翌年冬调任霸州兵备道。
公元1631年，明崇祯四年。杨嗣昌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这年，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改戍江西袁州，但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公元1632年，明崇祯五年。杨嗣昌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巡抚永平（今河北卢龙）和山海关一带的地方事务。这一任命，让杨嗣昌从一个普通的官员，一跃成为了肩负边防重任的封疆大吏。
山海关，作为明朝北方边防的重要关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抵御后金入侵的前沿阵地，也是连接内地与辽东的交通要道。然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山海关地区的局势异常复杂，军队士气低落，百姓生活困苦。
杨嗣昌到任后，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也注重激励士兵的士气，提高他们的待遇和福利。在他的努力下，军队的纪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士兵的士气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除了整顿军队，杨嗣昌还积极参与边防事务的决策和处理。他密切关注后金的动态，及时向上级报告边境的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御措施。他主张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工事，增加兵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还建议在边境地区开展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采纳，为加强明朝的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634年，明崇祯七年。由于杨嗣昌的出色表现，他被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
宣府、大同和山西地区，是明朝北方边防的重要防线，这里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长期的战争使得这里的军事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下降。在总督任上，杨嗣昌尽职尽责，努力整顿军务，加强边防建设。他先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崇祯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采纳。第二年，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死于戍所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
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崇祯帝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次年，杨嗣昌抵京赴任。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杨嗣昌莅任前，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向崇祯帝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建议崇祯帝加强京城的防御力量，增派军队驻守各个城门和重要据点，同时，组织百姓进行自卫，以增强京城的防御能力，崇祯帝采纳了杨嗣昌的建议。
杨嗣昌亲自到京城的各个城门和军营进行巡视，检查防御工事和军队的装备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他还与各路将领进行沟通，协调各方力量，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杨嗣昌更是对明朝的军队进行全面的改革，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补充了新鲜血液。他还加强了对军队的训练，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素质和作战能力。
在边防建设方面，杨嗣昌加大了对山海关、宁远等重要关隘的防御投入。他组织士兵们修筑了更加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增加了防御工事的数量和种类。他还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巡逻和警戒，及时掌握后金的动态，以便做出及时的反应。
除了军事方面的工作，杨嗣昌还关注国内的局势。农民起义军的存在是明朝的一大隐患，必须尽快加以解决。杨嗣昌向崇祯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的战略方针，主张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稳定国内局势。崇祯帝对杨嗣昌的建议表示赞同，让他负责指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动。
为了实现 “攘外必先安内” 的战略目标，杨嗣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他首先对农民起义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特点。他发现，农民起义军大多分散在各地，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组织，而且他们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落后。针对这些情况，杨嗣昌提出了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围剿计划。这一计划犹如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试图将农民起义军一网打尽。
“四正” 指的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起义军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这四个地区的巡抚负责对起义军进行围剿。他们要以剿为主，以防为辅，积极主动地对起义军展开攻击，力求在自己的辖区内消灭起义军。
而 “六隅” 则包括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地区。这些地区环绕在 “四正” 的周边，是防止起义军逃窜的重要防线。六隅的巡抚们以防为主，以剿为辅，他们要密切关注起义军的动向，一旦发现起义军有向自己辖区逃窜的迹象，就要立即进行堵截，绝不能让起义军轻易突破防线。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协助 “四正” 地区的巡抚对起义军进行围剿。
“四正” 和 “六隅” 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这就是所谓的 “十面张网”。在这个包围圈中，农民起义军无论逃向何处，都将面临明军的围追堵截。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杨嗣昌还设立了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由他们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地的军事行动。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就像是这张大网的 “纲”，他们要根据起义军的动向，灵活调配兵力，使这张大网能够紧紧地缠住起义军。
杨嗣昌对这一战略充满了信心，他向崇祯帝保证，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下三个月苦工夫，就能够了十年不结之局。他认为，通过这种分区域、有重点的围剿和堵截方式，可以有效地遏制农民起义军的流动作战，将他们逐渐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然后各个击破。在实施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战略的初期，明军确实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果。张献忠在明军的强大压力下，走投无路，被迫接受了招安。李自成也被明军追剿得只剩下十八骑，不得不遁入商洛山中，暂时隐藏起来。其他各支农民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纷纷表示投降。这些胜利让明朝政府看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希望，也让杨嗣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然而，要实施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需要大量的军费支持。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陷入了极度困境，根本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开支。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杨嗣昌提出了加征 “三饷” 的建议，即剿饷、练饷和辽饷。
剿饷是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总数为280万两，主要通过加收田赋的方式来筹集。练饷则是为了训练 “边兵”，加强九边各镇的防御力量，同时也用于对付农民起义。练饷加征田赋每亩银一分，共征银730余万两。而辽饷则是为了应对辽东战事而征收的，早在万历末年就已经开始征收。这三种饷银加起来，每年征收接近1700万两，远远超过了明朝的正赋。
这一举措如同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后金入侵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也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当时，明朝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加征 “三饷” 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许多农民因为无法承受沉重的赋税，不得不逃离家园，加入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中。明朝政府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镇压起义，不得不加征赋税，而加征赋税又导致更多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
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解决军饷问题，杨嗣昌还面临着来自后金的巨大威胁。在他看来，明朝在当时的形势下，已经无力同时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的入侵。因此，他主张与后金和谈，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
杨嗣昌深知，后金的实力不容小觑，明朝在辽东的战事中屡屡失利，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继续与后金进行战争，明朝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这对明朝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他认为，与后金和谈可以暂时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为明朝争取时间来整顿内部，增强实力。等到明朝内部稳定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后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嗣昌开始秘密启动议和行动。他派辽东巡抚方一藻与后金进行接触，试探后金的态度。皇太极对议和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他表示，如果明朝能够满足后金的一些条件，后金愿意撤兵东归。
然而，杨嗣昌的主和之议遭到了朝中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与后金和谈是示弱的表现，会损害明朝的尊严和威望。他们主张坚决抵抗后金的入侵，不能向敌人妥协。在这些反对者中，以少詹事黄道周最为激烈。黄道周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大臣，他坚决反对与后金和谈，认为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他在朝堂上与杨嗣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言辞激烈地指责杨嗣昌的主和之议。
崇祯帝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希望能够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恢复明朝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与后金和谈会引起朝臣的不满，损害自己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他迟迟不敢做出决定。最终，由于朝臣的反对和崇祯帝的犹豫不决，杨嗣昌的主和之议未能实现。和谈的失败使得明朝继续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困境，局势变得更加严峻。
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皇太极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杨嗣昌、高起潜未能与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不得不抽调原本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前往北方抵御后金的入侵，这使得农民起义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势力又开始重新壮大起来。
戊寅之变不但使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公元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再次起义，杀谷城知县阮之钿，重新举起反明大旗。张献忠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他们转战各地，攻城略地，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面对张献忠的再次起义，崇祯帝深感震惊和愤怒。他立即任命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剑，督率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和罗汝才领导的农民军。杨嗣昌到达湖广后，迅速展开了军事部署。他檄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各个战略要地，对张献忠的起义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他还亲自到前线视察，鼓舞士兵的士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在他的指挥下，明军的行动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
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杨嗣昌迎来了一场关键的战役——玛瑙山之战。当时，张献忠的起义军在向四川转战中，被明军左良玉、郑崇俭、张令等部包围于太平（今四川万源）的玛瑙山。杨嗣昌决定采用混将赚军的计谋，派人打入起义军内部。他利用起义军叛徒刘国能带领明军，假扮成起义军的运粮人员，向张献忠营地开进。由于起义军守将的疏忽，这些明军顺利混入营盘。待起义军发觉上当时，玛瑙山外面的明军已经逼近营寨。明军里应外合，向起义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张献忠寡不敌众，被迫率众突围撤退。在这场战役中，起义军遭到了重大损失。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十六名义军将领被斩首，张献忠的妻妾及军师都被俘虏。张献忠本人只能带着近千人逃入兴山、归州的大山之中。
在这场战役中，杨嗣昌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疏忽，采用了里应外合的战术，成功地击败了张献忠的起义军。他的这一策略，不仅体现了他的军事智慧，也展示了他的果断和勇气。玛瑙山之战的胜利，是杨嗣昌督师湖广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张献忠的起义军，也为明朝政府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杨嗣昌因功被授予太子少保的荣衔，他的声望也再次得到了提升。
但杨嗣昌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短暂的受挫后，迅速重新集结力量，再次崛起。李自成在河南一带重新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军，他提出的 “均田免赋” 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起义军的势力迅速壮大。张献忠也在四川等地积极活动，他采用 “避实捣虚”“以走致敌” 的战略，领兵疾走不停，使明军疲于奔命。
与此同时，清军的入侵也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清军突破明朝的防线，深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朝政府不得不抽调大量的兵力前往北方抵御清军的入侵，这使得杨嗣昌在围剿农民军时的兵力更加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包围圈。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杨嗣昌的战略计划逐渐受挫。他原本希望通过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将农民军一网打尽，但由于兵力分散和农民军的灵活应对，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明军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屡屡失利，士气低落。
杨嗣昌与左良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左良玉是明朝的一员大将，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但他性格骄横，不听从杨嗣昌的指挥。在玛瑙山之战后，左良玉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但杨嗣昌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奖励和认可，这让左良玉心生不满。此后，左良玉在作战中常常阳奉阴违，故意拖延时间，导致明军的作战计划多次被打乱。
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率领起义军奇袭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也是杨嗣昌的督师府所在地。张献忠的起义军在夜间潜入襄阳城，与城内的内应里应外合，迅速攻占了襄阳城。襄王朱翊铭被起义军杀死，城中的财物和粮草被起义军洗劫一空。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河南取得了重大胜利。他率领起义军攻破了洛阳，福王朱常洵被起义军杀死。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洛阳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和粮草，实力进一步壮大。
襄阳和洛阳的失陷，标志着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彻底失败。杨嗣昌感到无比的绝望和自责，他深知自己辜负了崇祯帝的信任和期望。他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和悔恨之情，他说：“臣之罪，万死莫赎。”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急剧恶化。他长期劳累，心力交瘁，再加上襄阳和洛阳失陷的打击，让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他开始不吃不喝，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同年，杨嗣昌在沙市徐家园病笃不食而死，年仅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因，有记载他是自缢或服毒而死，但都是传闻之词，其实是因为洛阳、襄阳失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使本已重病在身的杨嗣昌惊忧交加而死。
杨嗣昌的死，标志着明朝试图挽救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努力的失败。
杨嗣昌去世后，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虽然他也下令追究杨嗣昌使二藩沦陷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罪。针对攻击杨嗣昌的上疏，崇祯帝也一概留中。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布：“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加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杨嗣昌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后来其子孙移葬其于桃源县金厂溪月宏山下。
杨嗣昌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他的身后评价也褒贬不一。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杨嗣昌，我们需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杨嗣昌提出的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战略，是针对当时农民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特点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实施这一战略的初期，明军确实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果，张献忠被迫接受招安，李自成也被打得只剩下十八骑，遁入商洛山中。这表明，杨嗣昌的战略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只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在政治上，杨嗣昌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有其合理性。明朝末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农民起义军和后金的入侵都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认为应该集中力量解决内部的农民起义问题，稳定国内局势，然后再全力应对后金的入侵。这一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金的威胁，但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挽救明朝的命运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杨嗣昌的忠诚和勤勉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一生致力于挽救明朝的命运，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在担任官职期间，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多次上疏陈述边事，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采纳。在督师湖广期间，他更是亲自率军作战，与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尽管最终他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的忠诚和勤勉是无可置疑的。
杨嗣昌的失败也有其必然性。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这个时期的明朝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之中。政治上，党争激烈，官员贪污成风，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政策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社会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嗣昌的改革和努力显得力不从心，他的战略和计划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
崇祯帝的决策和态度也对杨嗣昌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崇祯帝虽然重用杨嗣昌，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决断力，决策摇摆不定。在与后金和谈的问题上，崇祯帝既希望通过和谈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又担心和谈会引起朝臣的反对，损害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在和谈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和谈失败。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崇祯帝也经常干预杨嗣昌的军事决策，使得杨嗣昌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杨嗣昌的改革和努力最终失败。
纵观杨嗣昌的一生，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有卓越的才能和忠诚的品质，也有决策失误和性格缺陷。他的失败，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价他，既要肯定他的贡献，也要认识到他的不足。